周老师：一次伟大的背叛

    周老师家住在镇上，在一个村子当教师。她和一般的乡村人是有区别的，区别并非来自乡与镇的不同。事实在上，乡镇间本就是相同的。如果非得说出什么不同，也就是镇上自然和纯朴远了些。当然，这种距离不仅仅是地理上的。教师在知识分子的行列，有知识的人在乡村总是与众不同，也为大家所尊重和崇拜。在村里人看来，周老师有老师的身份。还有，她是村里唯一天天刷牙的人。
    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学文化，自然是周老师首要之事。周老师还教孩子们整地种花，花种下了地，美也在孩子们心中萌发。乡村的自然美不胜收，养育着孩子们的心灵；种花的过程，则让自然美在孩子们的生命和灵魂里生长。显然，周老师深知美之于孩子们成长的重要性，只有一颗美的心灵，才会有健康的人生。从中，我们也看到了周老师心灵深处美丽的家园。当孩子们三天两头向周老师汇报花儿的成长时，她欣喜地看到道孩子们的心灵之花也在萌芽、长高和绽放。
    孩子们在周老师的带领下，一边种花，一边在坑边点丝瓜种冬瓜。一粒种子入地，孩子们浇水、锄草，精心呵护，直至藤叶满目，瓜香四溢，成功的快乐便在孩子们周身荡漾。结出的瓜，他们摘下后随时送到生产队的大食堂去，让全村人共同分享劳动的成果。周老师以纪律为教鞭培养孩子们助人为乐的品质，使孩子们的生命里从小就有大美。
    在让孩子们的心灵沐浴在美的阳光下的同时，诚实、守信和遵守纪律是周老师为孩子们准备的营养大餐。
    到了秋收时节，周老师领着孩子们帮着生产队搞复收。孩子们从学校出发，一路上都排成纵队挺起胸踩准哨音齐整地走着。到了地头，孩子们排开等距离的一字横队，等待周老师宣布开始，他们才开始拾豆子。在地里秋收的社员见到自家的孩子如此这般的听老师的话，觉得挺好玩的。之所以觉得好玩，是因为对他们来说，孩子的举动很新鲜、很有趣。在家、在父母面前顽皮难管的孩子，到了周老师那儿，个个脱胎换骨。家长们的“好玩”里，其实写满了周老师以心相教的成果。生产队长让周老师将复收的豆子拿去卖钱，给孩子们买笔买纸张用，可“周老师说那可不行，她跟学生说过颗粒要归公的”。队里种有一块花生，社员们刨花生时，总爱连刨带吃。队长因此把刨花生的任务交给了周老师和她的学生，先是问周老师能不能保证孩子们不吃花生，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说孩子们，吃一点也不打紧。然而，周老师还是说孩子不会吃的。周老师这么说，来自于她对孩子们的信任，而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她对自己的教育充满自信的基础之上的。
    在那个社会动荡，道德遭践踏，一切几乎都是无序状态的年代，周老师能让孩子们出於泥而不染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周老师以自己的大美心灵铺就孩子们的成长之路，收获却出奇的喜人。真是难得！
    那个年代，人们的心灵荒芜，腹中也是空荡的，地里的产量却一跃再跃，其结果是产量高得吓人，饥饿倒缠着百姓不放。上级可不管百姓的死活，眼睛只盯在产量上。这样一来，队里想保往豆种，不但十分的艰难，也具有巨大的危险性。在万般无奈之下，队长只得求助于周老师，把豆子藏在学生的课桌里。
    “队长不得不跟周老师说实话，他说，听说近日要上面要派人到各村搜查，搜到粮食统统没收。而这些豆子确实是队里留下的豆种，要是被人家把豆种搜去，明年地里就种不成豆子。队长强调了种子的重要性，说人留后代树留根，要是没了种子，豆子就等于绝了后代断了根。”
    在没得到周老师的保证后，队长又说：
    “你看着办吧！要是人家把豆种搜出来，我跑不了，对你也没啥好处。”
    周老师确实处于两难之间，这倒不是队长后来带有威胁性的话语的作用。她清楚豆种对于村里人的重要性，保住豆种等于保住了全村人的命。问题在于，以前她教学生要诚实，不要撒谎，现在却要让学生隐瞒不报，这是所不愿意的。不对孩子们撒谎，就保不住豆种；要保住豆子，就得对孩子们撒谎。这是一个怪圈，更是一片沼泽，无论怎样迈步，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生命的道路上处处明设暗藏着这样的怪圈，许多时候明明知道，却难以处置。周老师必须做出决断，其实路只有一条，只能忍受物质的肆意挑战。可以说，对周老师而言，这样的挑战是致命的。如果说，在这件事没发生前，周老师生活在梦幻之中，那么现在她不得不回到现实。残酷的现实如同一把刀在肢解周老师的心灵，碾碎了她的梦想。
    面对物质和精神，周老师选择了前者。事实上，她只能选择物质的功利，而抛弃精神的纯粹。周老师的命运，折射了人类生存的尴尬。
    孩子们发现桌肚里的豆子，天真中掺着好奇地向周老师汇报，周老师只得对孩子们编造谎言来让孩子们保守秘密。这是一个有着童话元素的谎言，给予孩子们的是神秘。最终，豆种安然无恙，“就是这些豆子，保住了全村人的命，使全村人度过了春黄不接的春荒阶段”。从这个角度说，周老师的贡献是伟大的。
    周老师成了全村人的救命恩人，可她却不能原谅自己的过错。一次对现实的妥协，使她背叛了自己的灵魂。她的心一定在滴血，尤其是看到孩子们纯真的面孔，灿烂的笑容以及对她的无比信任，她心如刀绞。
    春天过去了，周老师调走了，调到离她家更远的一个村子教书去了。她家在镇上，离她更远就是离镇子更远。从镇子到村庄的距离，可以滤去一些世俗和强权的东西，偏僻的村庄，更接近于纯净。周老师的调动，似乎就是为了远离物质的挤压，进一步走近精神的洁净领地。
    孩子们和村里人都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只晓得她姓周。名字虽只是人的一个符号，但又是人作为人不可缺少的指认。也许，没有名字的周老师，本身就是一个象征。同时，这似乎又是一种暗示，暗示周老师在现实生活中是虚幻的。
    也许吧！
     
     （《乡村女教师》，刊于《人民文学》2001年第3期